黄蜀芹：女性视角使世界完整？

每日头条讯：今年四月，著名导演黄蜀芹在沪因病去世。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的女性代表，黄蜀芹曾说，自己最大的本事是不说话。不说话的她，总是静静地透过电影摄影机的视角去看世界，表达世界。

　　她说，视角就像房子的朝向。主流视角就像朝南的窗户，宽敞明亮，直接望向花园的正面和大路，是中国人最看重的；而女性视角则是东窗，阳光首先从这里射入，看出去的园子和道路是侧面的，因而更容易看到另一半意蕴，另一种情怀，它将使世界完整。

　　探索用西方视角解读中国作品

　　黄蜀芹的小学是上海市永嘉路的中西第二小学。因为寡言、离群，即使老师拿针吓唬她，也很难让她开口。每天放学，她就奔向校门口，跳上爸妈的自行车，一起骑向“辣斐剧场”。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父亲黄佐临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母亲金韵之(艺名丹尼)从不强求她守规矩，在后台做完功课，她就去侧台或前台看戏。侧幕与舞台光区没有门墙相隔，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黄蜀芹后来回忆，童年时对舞台的这层体味，恐怕就是她后来拍《人·鬼·情》的潜在情感了。

　　高中时，黄蜀芹迷上了看苏联电影，因此立志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下乡劳动锻炼两年后，黄蜀芹考进了藏龙卧虎的北电导59班。因生性拘谨，念大学时她整天低着头。她不善辞令，但坚定了决心，要用电影来表达和言说自己的思考。

　　1964年，黄蜀芹毕业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一直到1981年才真正有机会当导演。《青春万岁》的编剧张弦回忆，黄蜀芹想把这部片子拍成一部青春片和怀旧片。青春片在当时的语境下多指西方的一些青少年题材影片，不乏贬义；怀旧片也被认为是反映颓废、没落情绪的，敢于明确提出这种追求的，黄蜀芹是第一个。

作家王蒙(右)与导演黄蜀芹交谈。黄蜀芹执导的电影《青春万岁》是改编自王蒙的同名小说。中新社发 蒲莉 摄

　　黄蜀芹回忆，这部影片所表现的20世纪50年代青年那种高歌猛进、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生活，与当时的主流思潮并不相符。但无论人们如何评价，这都是历史真实，是无法抹去的。

　　影片去北京送审时，横生波折；后来在上海试映时，却气氛热烈，发言者都很激动，黄蜀芹也泣不成声。张弦这才知道，原来不苟言笑的黄蜀芹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只是藏得很深。

　　找到女性视角看人性的表达途径

　　1987年，黄蜀芹导演了《人·鬼·情》，影片在国际电影节参展时，被公认为中国的女性电影。电影学者戴锦华称之为中国第一部，也是到当时为止唯一一部女性电影。它是关于表达的，也是关于沉默的；它关乎一个女人真实的故事与命运，也是对女性尤其是现代女性历史命运的一个象喻。

　　筹备该片时，黄蜀芹正陷于强烈的创作欲望中，她想要拍一部好电影，所谓“好”，就是要非常突出，能表达自我。她打定主意要深入挖掘人的内心世界和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她和主创团队一稿一稿反复筛选，以选择那些最能体现男权社会里的女性痛点的场景。

　　有一场戏是少女秋芸进了公共厕所，因为穿着打扮和发型像个小男生，被当流氓“揪”了出来。她分辩说自己是女的，围观众人不信，哄笑着要她“脱了裤子检查”，她又气又急地放声大哭。这场戏里的群众场面排练了很多次，因为黄蜀芹要求群演的表情要目露凶光，以揭示人性中阴暗面的本相。

　　她将这种人性的幽暗称为“鬼气”。她认为，嫉妒、恶语伤人、以欺侮弱者为快事、枪打出头鸟都有深层文化背景，是影片要着力表现的。这是封闭的社会对人造成的压制，而不是因为有个别坏人。

　　她在写分镜头剧本时写到一场戏，是少女秋芸练功后累得躺在草垛上，一个光屁股男孩好奇地问她：“你是不是死了？”她没好气地说：“玩你的蛋去！”写到这里，她忍不住得意地讲给儿子郑大圣听，说自己今天写了场好戏。儿子听后大笑道：“女权主义！”其实她当时完全不了解女权理论，这样写只是觉得痛快。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将《人·鬼·情》称为中国的“作者电影”，是从民族土壤里生长出来的，钟馗就是中国的“卡西莫多”。他说：“黄蜀芹找到了自我。”

　　从突破自我到坚守自我

　　当上影厂编剧孙雄飞邀请黄蜀芹执导钱钟书的《围城》时，她第一个反应是：“围城”，是不是打仗的？事实上，他们那辈人当时大多没有听说过《围城》，但读过小说后，她觉得自己能导好这部作品。

　　她的父母都是20世纪30年代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她父亲与小说中的方鸿渐是同年同月归国的。她了解这个知识分子阶层。在她看来，方鸿渐绝不是一个花花公子或钻营者，而是一位自由自在、不入流的知识分子。

　　《围城》中有名有姓的角色有72个，黄蜀芹称之为“七十二贤”，她要求演员的选择要做到几十年不后悔。很多文化圈中人、名人甚至官员都来跑龙套。

　　黄蜀芹曾在文中回忆，她过去所学的斯坦尼斯拉夫体系强调层层分析，一句话的台词恨不得分析三代革命家史，到了新时期，又被一种强调“没有表演的表演”的故作深沉的表演模式所取代。执导《围城》时，原著的独特魅力迫使她从创作心态到创作方法都改变了以往的做法。

　　黄蜀芹说，当时是在用拍电影的方式拍电视剧，现在片酬翻100倍都不见得有人肯演了。这一切，使黄蜀芹版《围城》成为永远的经典。

　　1990年上映的《围城》如一道分水岭，之后，电影的商业化大潮来了。

　　《画魂》是黄蜀芹导演的一部商业大片。影片投资200万美元，前所未有。副导演史凤和告诉记者，《画魂》剧组是上影厂最精干的创作班子。

　　2020年12月，“玉汝于成——潘玉良的艺术人生”展览在成都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展出了近百幅被潘玉良苦心留存、辗转运送回国的珍贵画作。中新社记者 安源 摄

　　尽管《画魂》收获了不错的票房，黄蜀芹却留下了很多遗憾。她说：“这基本上是商业片的路子，但又想艺术点。本质上这是互相矛盾的，都没有走到极致。那时候没有这个经验和判断能力，你要拍商业片就是商业片，要拍文化片就是文化片。没有什么‘兼’，这个‘兼’会两败俱伤。”她后来体会到，商业电影要循着男性视角去创作，女性电影在任何社会中都不会是主流。

　　1999年《上海沧桑》上映，成了黄蜀芹导演的最后一部影视作品。她在之后几年接受访谈时称，虽然命运给予她的真正创作时间很短，但已经很幸运，曾拥有那样的十年。那时社会环境较好，自己也处于精力旺盛、思想成熟的年龄段。现在市场经济一点点走向成熟了，但是这个年代已不再属于她和她的那一代。

　　张建亚在1986年至1999年担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第三创作室主任，他告诉记者，那时上影厂有黄蜀芹、史蜀君、武珍年、鲍芝芳、石晓华、沙洁、卢萍等组成的女导演群体。上影厂最初计划培养这批女导演做副导演，但她们跟随谢晋等名导演锻炼后都成了出色的导演，是当时中国电影圈的一道风景线。黄蜀芹是其中的佼佼者，她尤为勤奋，每次机会都会努力抓住，并绽放出成果。

　　对此，黄蜀芹有自己的理解。她说，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了一批厉害的女导演，一是因为“文革”前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每年都会招收5名女生，这些人在当时成了气候，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大锅饭”条件下有一种平等的假象，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会再有，商业化了以后，女导演就会比较弱势。她说：“我不拒绝商业性，但我不具备商业性。”(完)